我走进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仿佛自己穿越千年，感受世界文化遗产魅力。来到这个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探寻与挖掘文化和历史遗存，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深入挖掘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我对云冈石窟文化印象就是这样的。看到云岗石窟艺术融汇包容，造化孕新，创造出独具风格的大美之作，是人类雕塑史上的又一高峰。

我从手机上查阅了一些有关云冈石窟的资料，自认为自己对云冈石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游览之后，使自己不得不从内心的呼出，这里太美了，太震撼了，气势磅礴，精美绝伦，技艺精湛，构图完美的云冈石窟这可谓是人间奇迹，中国古文明的一个象征。参观这一尊尊雕像，一个个洞窟，这些似乎没有生命的雕像、石窟，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诉说着云冈石窟那段千古情缘。

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5万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站在石窟中，下午的阳光斜照进来，使得佛像愈加生动起来。一千五百年后的来人似乎只是阳光中的一粒浮尘，在佛像前静静的飘过，没留下一丝印痕。而佛却静静的度过百年如一日的光阴，默默的注视着凡间红尘的喧嚣，神色里透着些许慈祥些许悲悯。

大同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见证着大同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它不止是北魏雕刻艺术的精湛，更是文明古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者。

云冈石窟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5月8日，大同市云冈石窟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已成为国内各界人士参观游览的重要场所，也是国际友人倾慕和向往的旅游胜地。云冈石窟于2001年12月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不同的古刹、古迹、古城墙以及石窟等这些古迹在大同太普遍了，本以为是一座煤炭资源城市的大同，其实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处处都刻着与历史、文化有染的古建筑。云冈石窟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其中露天大佛是云冈石窟的地标！它虽然裸露在外几年年却不被侵蚀，只能证明古代建筑的精湛技术。

我们走在这绵延一公里的石雕群中，雕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公分，巨石横亘，石雕林立，蔚为大观。他们有的正襟危坐，栩栩如生，有的载歌载舞，神采飞扬，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怀抱琵琶，悠然自得，笑迎游人。这些佛像、飞天、赞助者、供养人的面貌和衣饰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这些佛像与乐伎刻像，还明显地流露着异域色彩。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吸取、融汇了印度犍陀罗艺术及波斯艺术的精华，这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性劳动的智慧结晶，也是他们与其它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60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现存的云岗石窟群，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整个石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石窟内的佛龛，象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镶嵌在云冈半腰。东部的石窟多以造塔为主，故又称塔洞；中部石窟每个都分前后两室，主佛居中，洞壁及洞顶布满浮雕；西部石窟以中小窟和补刻的小龛为最多，修建的时代略晚，大多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整座石窟气魄宏大，外观庄严，雕工细腻，主题突出。

石窟雕塑的各种宗教人物形象神态各异。在雕造技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期艺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分，创建出云冈独特的艺术风格，对研究雕刻、建筑、音乐、宗教都是极为珍贵的宝贵资料。

云冈石窟美景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

唐代，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凉传》卷上（古今胜迹三）记载，当时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年）终于石室"。初唐以后，平城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

辽金，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

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

明代，大同云冈再度荒废。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军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

清代，清顺治八年（1651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

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1952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2]

云冈石窟佛教艺术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

早期石窟：即今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根据《魏书·释老志》（卷114）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文中记述的开窟五所，就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就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471-494年），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是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其国力为保证，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云冈石窟大窟大像。到孝文帝迁都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

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这个时期即云冈中期石窟，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晚期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后（494年），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的镌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

由于石窟的形成时间长达60多年，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尤其是人物的大眼睛非常典型。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麦积山的佛像大多与后者相似。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云冈石窟的从文成帝460年开始建造，一直到孝明帝524年为止，前前后后大约有60多年的时间，由此可见它工程是多么的庞大。如果从建造初期的公元460年至今，这座云冈石窟将近1600年的历史，然而大大小小的石窟的佛像大部分都是完整保存的，这不得不说是华夏雕刻艺术里的奇迹。

平城作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这时大窟减少，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3窟第一窟、第二窟两窟为双窟，位于云冈石窟东端。一窟中央雕出两层方形塔柱，后壁立像为弥勒，四壁佛像大多风化剥蚀，南壁窟门两侧雕维摩、文殊，东壁后下部的佛本生故事浮雕保存较完整；二窟中央为一方形三层塔柱，每层四面刻出三间楼阁式佛龛，窟内壁面还雕出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

第三窟造像是云冈最大的石窟，前面断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室，前室上部中间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左右凿出一对三层方塔。后室南面西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花冠精细、衣纹流畅的三尊造像，本尊坐佛高约10米，两菩萨立像各高6.2米。从这三像的风格和雕刻手法看，可能是初唐（公元七世纪）时雕刻的。

窟的中央雕一长方形立柱，南北两面各雕六佛像，东西各雕三佛像。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纪年（公元520~525年）铭记，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

昙曜五窟位于云冈石窟中部，与六窟为一组双窟。窟分前后室，后室北壁主像为三世佛，中央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窟的四壁满雕佛龛、佛像。拱门两侧，刻有二佛对坐在菩提树已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两窟窟前有五间四层楼阁，现存建筑为清初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建。第六窟，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15米。塔柱下面叫层大龛，南面雕坐佛像，西面雕倚坐佛像，北面雕释迎多宝对坐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塔柱四面大龛两侧和窟东、南、西三壁以及明窗两侧，雕出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

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第七窟窟前建有三层木构窟檐，窟内分前后两室。后室正壁上层刻有菩萨坐于狮子座上。东、西、南三面壁上，布满雕刻的佛龛造像，南壁门拱上的六个供养菩萨，形象优美逼真。窟顶浮雕飞天，生动活泼，各以莲花为中心， 盘旋飞舞，舞姿动人。

第八窟窟内两侧有五头六臂乘孔雀的鸠摩罗天，东侧刻有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这种雕像在云冈极为罕见。

第九窟分前后两室，前室门拱两柱为八角形，室壁上刻有佛龛、乐伎、舞伎，造像生动，动感强。

第十窟第11窟与九窟同期开凿，分前后两室。前室有飞天，体态优美，比例协调。明窗上部，石雕群佛构图繁杂，玲珑精巧，引人注目。

第十六窟，第十六至二十窟，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始凿的五个洞窟， 通称"昙曜五窟。"十六窟为平面呈椭圆形。正中主像释迦像，高13.5米，立于莲花座上，周壁雕有千佛和佛龛。第十七窟，主像是三世佛，正中为交弥勒坐像，高15.6米。东、西两壁各雕龛，东为坐像，西为立像。明窗东侧的北魏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佛龛，是以后补刻的。

窟前带大约在辽代以前已崩塌，造像完全露天。立像是三大佛，正中的释迦坐像，高13.7米，这尊佛像面部丰满，两肩宽厚，造型雄伟，气魄浑厚，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

云冈石窟美景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

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1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5月8日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云冈石窟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5月8日，大同市云冈石窟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已成为国内各界人士参观游览的重要场所，也是国际友人倾慕和向往的旅游胜地。云冈石窟全貌在这绵延一公里的石雕群中，雕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公分，巨石横亘，石雕林立，蔚为大观。

他们有的正襟危坐，栩栩如生，有的载歌载舞，神采飞扬，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怀抱琵琶，悠然自得，笑迎游人。这些佛像、飞天、赞助者、供养人的面貌和衣饰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这些佛像与乐伎刻像，还明显地流露着异域色彩。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吸取、融汇了印度犍陀罗艺术及波斯艺术的精华，这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性劳动的智慧结晶，也是他们与其它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60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现存的云岗石窟群，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整个石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石窟内的佛龛，象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镶嵌在云冈半腰。东部的石窟多以造塔为主，故又称塔洞；中部石窟每个都分前后两室，主佛居中，洞壁及洞顶布满浮雕；西部石窟以中小窟和补刻的小龛为最多，修建的时代略晚，大多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整座石窟气魄宏大，外观庄严，雕工细腻，主题突出。石窟雕塑的各种宗教人物形象神态各异。

在雕造技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期艺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分，创建出云冈独特的艺术风格，对研究雕刻、建筑、音乐、宗教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千年云冈石窟，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产物，也是北魏时期民族融合的见证，历经1600年的风霜雨雪，依然以庄严的姿态傲然于世，令人叹为观止。中外艺术的融合在云冈石窟中随处可见，如典型的中国式屋顶建筑，而石柱上却布满了中亚卷草纹；中国的朱雀、白虎和蟠龙与波斯的金翅鸟共处一室，印度佛教艺术中的莲花却在中土开放得更加娇艳。可以说，石窟中清秀的造像、俊逸的飞天、繁缛的物饰，都是佛教艺术日趋中国化的作品，云冈石窟正是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

由朴拙之风转向清丽隽秀

石窟原是古印度的一种宗教建筑，主要开凿于山崖间。最初作为佛教信徒坐禅修行的场所，又被称为石室；后来演变为石窟组合，其中“禅房窟”“塔庙窟”这两种模式在印度较为普遍。

伴随佛法东渐，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艺术沿着动荡而绵延的丝路远播于西域诸地，并随着贸易线路，渐趋深入中原。这一外来的宗教艺术形式与中国传统艺术接触、碰撞后，在互促与交融中逐渐发展。历经时间的检验，加之匠师们虔诚的摹写与再创造，远道而来的佛教艺术在古代中国大地上得以生根发芽。至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艺术迎来了发展繁盛期，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风貌的艺术形式。

云冈石窟是这一时期中国石窟文化发展的代表。它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窟内造像精美、题材丰富。现存主要洞窟有45座，窟龛200多个，造像5万多尊。

作为全石化雕刻的代表，云冈石窟雕刻艺术具有极高的创作水准。整个石窟群雕刻面积达18000万平方米，佛像的可塑性极强，最高的造像17米，最小的造像仅2厘米。巨大的佛像和娇小的雕像相映衬，连同装饰纹样一起，营造出了富丽、繁盛的佛国世界。

梁思成指出，云冈石窟“非中国”的表现甚多，或明显承袭希腊古典宗脉，或繁复地掺杂印度佛教艺术影响。依据云冈诸窟雕饰花纹的母题及刻法、佛像的衣褶容貌及姿势，可知中国艺术从那时起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集聚地，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展现了南北朝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印记。云冈石窟中的装饰纹样式样丰富、造型多变，具有重要的装饰功能与丰富的审美意蕴。其中的莲瓣、卷草纹、忍冬草、绳纹、璎珞、花绳等纹饰，大都源于域外的母题。

例如，形式多样的卷草纹多出于波斯、希腊的装饰艺术。部分装饰纹样甚至超过了殷周秦汉之际的云纹、雷纹等式样，对中国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云冈石窟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多元文明交融的典范。西域的绚烂旷达、北疆的雄浑豪放、中原的优雅细腻，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结成了丰富多彩的石刻艺术，映衬出历史长河中璀璨的记忆。

云冈石窟所在的大同曾为北魏都城，是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政权迁徙，加之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角逐，至北魏建都之时，经历了多民族文化艺术的碰撞与交流，汇聚了多方文化。

公元460年，灵岩秀丽的武州山突然“石破天惊”。高僧昙曜受北魏皇室所托，负责在武州山崖开凿窟龛、雕琢佛像。武州山南麓特殊的石质，为云冈石窟的凿刻提供了天然的保障。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这样概述云冈石窟的开凿盛况：“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作为云冈石窟早期造像的代表，“昙曜五窟”的造像浑厚圆润、沉稳肃穆，其庄严、宏大之势彰显了豪迈的气势，是西域遗风与少数民族艺术交融的产物。

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分期是比较明显的。前期以朴拙的西域之风见长，加之胡风胡韵的融合，雕刻中多出现大佛形象，窟龛形貌给人以巍峨庄严之感。到了中期，造像精雕细琢、装饰华丽，出现了中国式佛衣样式。

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云冈石窟的建造步入晚期，出现了窄肩长颈、面相清丽、比例适中的佛像造型。与早期的恢宏气势相比，后期石窟营造逐渐向清丽隽秀的中原之风过渡。清丽飘逸的主尊、静谧幽思的菩萨、欢愉舞动的飞天、憨态可掬的弟子、虔诚祈愿的供养人，构成了窟龛内的主要雕刻内容。

审美趣味碰撞，艺术风格融通

与其他石窟相比，云冈石窟以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精美细致的装饰纹样以及富有活力的乐舞雕刻著称。

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第12窟，是云冈石窟中一个较为华丽多彩的洞窟，被称为“五华洞”，亦得名“音乐窟”。这是一个有着前后两室的窟洞，窟龛内刻满了形态各异的飞天伎乐和各式器乐，演奏者神情飞扬、动作娴熟。走进库龛，好似一场规模盛大的音乐会正在有序进行。此窟乐器样式丰富，真实展现了当时各民族乐舞融合的盛貌，是留给后世的珍贵音乐宝藏。

伴随历史的演变，云冈石窟不断汲取中西文化艺术之精华、融汇中华传统雕刻艺术之技法，创造性地开启了西来样式的本土化、民族化、世俗化转向。异域而来的佛教艺术在与中华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渐趋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有异于原始佛教艺术的形式。

其中，一大亮点是飞天。在云冈石窟，匠师们以富有生命意味的流动线条，流转出自由飞扬的美好境界，成就了中国飞天艺术形象的丰富内涵。

研究者广泛认为，轻舞飞扬、简练明朗、清逸飘洒的飞天艺术形象，主要得益于儒、佛、道、玄的碰撞、交流与互促。原初道家的隐逸情怀、传统宗教中的羽人形象与佛教艺术中的天人一起，成就了飞天意象的深厚意蕴。

总的来看，多民族艺术风格在云冈石窟得到了全面、深入的互鉴与融通。一方面，它承继汉代艺术的雕刻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古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创作手法，孕育出独特的风格。

这种审美趣味的碰撞与融合，进一步促成了云冈石窟以和为美的造像布局、以清为美的形貌神韵、以超凡出世为倾向的体态气度。

这种多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包容、接纳、改造和再创造，则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数千年的重要基石，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文化胸襟与包容之心。

新时代，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也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让旅游成为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跨越千年历史的云冈石窟，与世人的因缘仍在继续。